台湾寺院里供奉的妈祖坐像

位于东南沿海季风带的莆田，以盐碱地和山丘地著称，世代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粮食种植体系，而只能以打渔为生，直到明代末年引入甘薯为止。在一个漫长的农业时代，农耕竟然变得毫无希望，这显然是莆田人的最大悲剧，同时也是塑造“莆田系”基本动力。

作为中国汉民族最古老的方言，莆仙话（莆田话）拥有中原古汉语和古百越族的底层语言遗存。它的古怪发音，尤其是从舌头两边挤出的气流声，犹如蛇类吐信，而跟福建其他方言形成严重疏隔。唐宋元以来，部分经商的阿拉伯人、波斯人和犹太人在此地聚居，形成有力的“杂交优势”，但同时也加剧了莆田人跟福佬人的隔膜。坊间时常会有这样的传闻，说是莆田人跟毗邻的福州人彼此鄙视，水火不容。在福建省，莆田人就是最大的异类。

这种贫寒和文化孤岛式的状态，在帝国晚期有一种解决方案，那就是离乡背井，向遥远的南洋出征。以泉州为起点的“郑和下西洋”，加速了这场冒险移迁的节奏。据官方统计，莆田市共有海外侨民150万人，分布于84个国家地区。而早在民国期间，新加坡就有用专门用莆田话讲道的教堂，它是莆田移民的精神家园。为了获得海上捕鱼和旅行的庇佑，莆田人甚至塑造了自己的女神妈祖，经过郑和及其水手的推广，她已成为全球华人广泛祭祀的伟大海神。

现代画家笔下的梅妃画像

历史上的广义“莆田系”有两个品种，第一种叫做“白莆田系”，由大批士人和文武官员组成，拥有悠久的历史。而这条生路，就是优良的读书传统，有记载称，自唐以来1200多年间，该地区诞出2345名进士，12名状元，14名宰相。有98人在“二十四史”中立传，有99部兴化人的著作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更有所谓“一家九刺史”、“一门五学士”、“一户六进士”、“一科两状元”、“魁亚占双标”、“兄弟两宰相”、“六部尚书占五部”、“父子兄弟同朝为官”的历史记载。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兼桥梁设计师蔡襄（洛阳桥设计者、武夷茶系鼻祖）、南宋大史学家郑樵（中国通史体系创建者）、南宋词人刘克庄（宋末文坛领袖，辛派词人重要代表）等等，都是“莆田系”引以为傲的成员。

“白莆田系”还出产过唐玄宗热宠过的梅妃江采萍（后被杨贵妃所替代）、杰出的南少林武术、美味的兴化桂圆干和兴化米粉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莆仙戏，现存传统剧目5000多个，是全球收藏戏剧艺术作品最多的博物馆。《团圆之后》、《春草闯堂》和《状元与乞丐》等剧，亦是现代莆仙戏的典范，在民族戏曲谱系中扮演重大角色。

民国年间的大学，亦为“新中国”培养出大批“莆田系”科学人才，其中包括13名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。这种全民读书习武传统，甚至延续到文革之后。莆田学生的高考成绩，长期位于福建省前列。

在田径方面，“白莆田系”也拥有不同寻常的成就。1959全国第一届运动会至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之间，莆田人夺得19次金牌，2人3次打破世界纪录，1人破亚洲田径纪录，18人38次破13项全国纪录，还培养国际运动健将2人，全国运动健将54人。1999年，他们又夺得国际比赛金牌1枚，银牌5枚，铜牌1枚。男子跳远选手刘玉煌、十项全能选手翁康强和陈泽斌，都是这个系统的领军人物。

宋代书法四大家之蔡襄的文字

然而，人们也惊讶地看到，另一种历史短暂的“黑莆田系”也在茁壮成长，几乎跟“改革开放”完全同步。在全民经商和“读书无用”的盛大潮流中，莆田人放弃悠远芬芳的读书传统，转向臭名昭著的暗黑市场，基于某种畸形的价值观，营造并垄断全中国的民营医院、寺院、木材和加油站等行业。许多家庭的孩子读到初中就已辍学，跟随父母外出经商，以决然的方式，跟历史做了令人惊讶的切割。

我们不禁要问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态改变，才会导致这两种严重分裂、迥然不同的“莆田系”的出现？为什么一千多年的农业文明，可以把“莆田系”打造成民族才俊的卓越摇篮，而一个没有充分自由竞争机制的劣质市场体系，只花费了短短三十多年，就能把它变成暗黑经济的丑陋代表？在全民声讨“莆田系”的同时，我们难道不该为这种“历史性反转”找出合理的解释吗？

1972年12月，曾任中学校长、时任莆田城郊公社小学教员的李庆霖，斗胆致信毛泽东，反映他的知青儿子的生活困境，而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此做出回复：“寄上300元，聊补无米之炊。全国此类事甚多，容当统筹解决。”这场戏剧性的君民对话，也许就是“莆田系”发生逆转的时间节点之一。在那个全民贫困的年代，“莆田系”的读书神经，第一次受到了强烈的电击，这场父子“击鼓鸣冤”的演剧，向那些渴望改变生活现状的莆田人，发出前所未有的警告：读书，此路不通！

这个故事的延展部分更为精彩。由于毛泽东书信的政治效应，李庆霖迅速得到重用，升为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、莆田县“知青办”副主任，全国人大常委、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。文革后曾经公映过一个纪录片，描述李氏父子横霸乡里，为非作歹的劣迹。四年后文革便告终结，李被捕入狱，以“反革命罪”获无期徒刑。这是一个莆田系教师的荣辱挣扎史。在一个畸形的年代，他的命运， 成为“莆田系”读书人末路的阴郁象征。

1973年关于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中央红头文件

文革的政治电击，应当就是“莆田系”转型的历史根源，而80-90年代兴起的病态市场，则是导致“莆田系”发生畸变的基本生态。由魏则西引发的全民声讨浪潮，向世人展示出中国暗黑经济的丑陋容貌。我们已经发现，它的本质就是毫无道德底线的“唯利是图”。宋元两朝积淀的商业精算基因，加上帝国官场的裙带传统，为“黑莆田系”的发育提供了独特的土壤，但这难道不是整个中国经济的“原罪”吗？“莆田系”和“百度”作为替罪羊，正在遭受广泛抨击，而那些堂而皇之进驻“百度”的调查机构，难道不正是制造此类原罪的根源吗？如果问责止于“莆田系”和“百度”，那么魏则西之死，就只能是个过眼烟云的互联网事件，它将迅速被下一轮互联网事件所遮蔽，成为自我循环的恒久转轮，而“莆田系”会永远失去“文化洗白”的契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