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摘自：人民网，作者：陈晋，原题为：晚年毛泽东眼里的老干部——读《毛泽东年谱（1949—1976）》札记，为节选

1974年下半年以后，毛泽东很关心三件事情。一是安定团结，二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，三是学习理论防修反修。这种工作布局，也相应地反映在他对人事布局的考虑之中。

对第一件事安定团结，毛泽东通过反复批评“四人帮”搞宗派来解决，并说1975年的“上半年解决不了，下半年解决；今年解决不了，明年解决；明年解决不了，后年解决”。（《毛泽东年谱（1949—1976）》第6卷，第583页。）这个说法意味深长，可作不同理解，由此为后来的政局发展埋下了伏线。在实际工作中，毛泽东看出张春桥、姚文元只批经验主义不批教条主义的缺陷，及时作了批评，同时支持邓小平整饬地方上闹派性的头头。

对第二件事把国民经济搞上去，则主要让老同志和“中生代”去做。张春桥虽然担任副总理，排名靠前，但分工管文化教育，与姚文元的工作重叠，而邓小平主持着国务院工作，李先念、纪登奎、华国锋又是常务副总理。至于军队方面，则由叶剑英、邓小平主持，张春桥虽然兼着总政治部主任，王洪文也参加会议，但他们事实上插不上手。王洪文在上海就对人说：讨论军队干部任免名单，“我和春桥同志都不熟悉这些人，对有些人的情况，根本不了解，讲不出反对的理由，只好通过”。

至于第三件事学习理论防修反修，则让张春桥、姚文元这些人去做，吵吵闹闹地搞理论、造舆论，确也是他们的强项。

这时候，非常有政治经验的邓小平则努力把上述三件事拢在一起，提出“三项指示为纲”，实际上是为了突出第一件和第二件事，同时也意在强调三件事是一个整体，抓理论宣传不能同安定团结、经济整顿对立起来。实际上，邓小平对理论宣传这件事也看得很重，抓得很紧。和毛泽东一样，他深谙理论秀才的作用。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主政西南时讲过一些名言，诸如：“共产党员不懂理论是可耻的”“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”“宣传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”“要改变一个人的脑筋就要做宣传工作”。毛泽东重视邓小平，不仅欣赏他的办事才干，也清楚他在思想方法和理论水平上有突出优势，特别是对邓小平1960年代初期在前线指挥同苏联“打文仗”的水平印象深刻。

1975年大刀阔斧地主持整顿时，邓小平确实也不是一般地重视理论秀才。1975年1月6日，四届人大还未召开，他就约胡乔木谈话，说正在考虑胡乔木、吴冷西、胡绳等理论秀才当国务院顾问的事，还要胡乔木“多找一些人，多带一些徒弟，组织一个写作班子”。他说：“现在的一般文章，只有结论，没有论证，不能说服人。可以提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，如：三个世界的划分、战争与和平问题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，和毛主席不久前谈到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。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问题。”（《邓小平年谱（1975—1997）》（上）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3页。）6月份正式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时候，邓小平又要求“以后再吸收一些人，特别是年轻一点的，培养作理论工作”。（《邓小平年谱（1975—1997）》（上），第57页。）从实际效果来看，当时的国务院研究室成为牵制“四人帮”，宣传和推动整顿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。

总的来说，晚年毛泽东对中央领导层的期望是多方面的。既要有搞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，又要有治党治国的经验能力，最好还要有指挥打仗的本领。反复比较，他对抓得起、稳得住的老同志更为倚重。为此，关键时候他信任周恩来，两人敞开心扉，一道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；他评价叶剑英是“诸葛一生唯谨慎，吕端大事不糊涂”；他说“李先念会管经济，是木匠出身，腰里别着斧子，不是劈就是砍”，意即对各种经济项目该批的批，该砍的砍；他格外看重政治经历、思想方法和处事风格与自己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邓小平，更是众所周知。据《毛泽东年谱（1949—1976）》记载，邓小平在“文革”初期被打倒后，毛泽东从1967年1月17日到1969年4月23日九大召开，对邓小平有20次评价，内容均是正面的。林彪事件后为了重新起用邓小平，毛泽东说邓小平的好话就更多了，其中三条评价为人熟知，也最能体现晚年毛泽东的用人之道：人才难得、政治思想强、会打仗反修。中央领导层的格局配备，是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形成的。老同志们的信仰、经验、才干和威望，包括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，经过长期考验。把他们摆在党政军的什么位置，对全局的稳定会起到什么影响，对工作的展开能发挥什么作用，毛泽东都有所掂量，胸中大体有数。